半岛我用30年记录历史“瞬间”自1989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作，至今已有30余年。这些年来，我用镜头记录、报道、见证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几十年中，握着相机的我像坐在高铁上，穿梭在飞速流转的时空中，感受时代的变迁。

　　1989年底，进入新华社工作不久，我就被派往新华社甘肃分社实习锻炼。在甘肃，我跑得最多的是贫困山区，如“苦甲天下”的河西、定西、陇西等地，用镜头记录了西北贫困现状、人与自然的抗争以及扶贫开发。

　　记得一次我在定西山区采访学校，破烂的土坯房里，代课老师还在坚持给几十个学生上课。钻进天水黄土坡上的窑洞，一家几口人合盖一床被子，让人不忍按下快门。还有一次去严重缺水的会宁县，我住在大学同学家的土坯房里，看到村里每家院里都挖了个水窖，积攒点儿雨水，一盆水反复用。拍下这些镜头，我对中国国情有了更多的认知，同时也懂得了，“造血式”的产业教育扶贫比“输血式”的给钱给物更有效。

　　分社老记者带我到秦巴山地的康县采访中药研究所。研究所建在深山沟里，只有几个人、几间砖房。一次，科研人员去山上采集中草药做研究，我们为拍到理想的画面，一手抓着灌木枝条，一手端着相机拍照。一天晚上，我们借着油灯拍人家搞科研，那时胶卷感光度低，昏暗光线下需要长时间曝光，只能握紧相机倚靠在墙边用慢门拍摄。山风从门缝中钻进来，画面中的油灯不停地晃动。

　　实习期间，除了采访拍摄可能发稿的照片，我还有意识记录一些民众贫困生活的场景。但是，摄影很难一心二用，加上那时观念的局限，也错过了不少应该记录的画面和场景。倘若当时思想观念再开放些，或许能留下更多有意义的图片资料。

　　同样是拍贫困地区，摄影家解海龙就干得很漂亮。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他坚持以“贫困农村孩子上学难”为主题，拍了上百所学校。他拍的《大眼睛》成为“希望工程”标志性图片，那些照片不仅帮助了千百万农村孩子，也给当代纪实摄影留下珍贵的影像。多年前我和解海龙一起采访时，曾问及他当年的拍摄想法，他笑着说是“赶上了”。

　　如今回想，只要勤奋些，多跑、多学、多拍就会有所收获。那一年，我在甘肃拍摄了不少有价值的照片，锻炼了不怕吃苦和深入采访的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人。

　　1990 年底，我回到北京新华社摄影部担任图片编辑。那时新闻摄影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年代，照片也从内容单调、形式刻板转向注意反映社会民生、表现形式鲜活生动。于是那些年，我一边做图片编辑，一边抽空就蹬车跑出去抓拍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新闻。

　　拍社会新闻，要善于观察、思考，发现新闻后要快速地捕捉。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少，所以找新闻是个难题。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翻报纸，和同事朋友打听消息，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

　　如果一时找不到新闻，我就骑车去大街上找，就是现在说的“街拍”。当然街拍也不能乱拍，去哪儿拍、拍什么是关键。我经过思考发现，特殊的场景决定照片的价值。在一般地方拍照和在广场拍照，价值是不一样的。前“出照片”，我认准了这个道理，一有空就往广场附近跑。

　　时值初春，孩子在广场上追着看放风筝，我追着孩子以城楼为背景抓拍了《春到京城》；老人们组织旅游团春游，我守在金水桥前拍他们喜游的快乐瞬间；金秋时抓拍中山公园图书节上孩子们争相购书；冬天记录下民众冒雪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年下来，我在附近采访发稿近 20 张，有同事开玩笑：“你把的照片都占了！”

　　一次，我从报纸上得知广场要举行升旗仪式，通过同事先和国旗护卫队联系好，早晨四五点骑车赶过去采访。我蹲在长安街上，用尼康 FM2 胶片相机，低角度抓拍战士行进的画面，再跑到侧面，以持枪的士兵为前景，以升旗场面为背景拍摄。后来《半月谈》杂志的编辑说，我那张《战士持枪致敬国旗》很有新意，所以登在杂志封面上。

　　当时遇到重大新闻，第一反应就是去。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利当晚，我赶到金水桥上，抓拍市民和学生表情凝重的画面。后来还拍过大到国庆阅兵，迎接香港、澳门回归，小到广场摆放花坛、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等照片。后来因为从事时政新闻采访，我经常去人民大会堂，一年不知要去广场多少次。

　　过去 30 年，我在附近拍摄的照片难以计数。多年前，有摄影界的朋友要出版的历史画册。看过我拍摄的一些照片，他羡慕地说：“你的照片足够出本大画册。”直到现在，每次到广场附近采访，我总要随手拍几张纪念照。那里有北京几百年的沧桑历史，也有自己难忘的拍摄记忆。

　　物以稀为贵。人们之所以愿意看百年前那些老照片，就因为那时留下的影像太少。人都想看没看过的照片，干摄影的也想拍独家新闻。那些年，我整天琢磨着如何拍到独家新闻图片。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还年轻，体力好、干劲儿足，又赶上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好时候，新鲜人、新鲜事多，于是每天背着摄影包，骑着自行车跑到大街小巷去抓新闻，抓拍到不少有价值的新闻图片。例如，北京最早的车身广告，第一家典当行开张，最早的足票发行，规模最大的降价商品展销，北大推倒南墙，电影不再辉煌……

　　当时不少照片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比如那年冬天，骑车路过卖挂历的摊点时，我发现过去人们喜欢的美女挂历如今很少有人问津。察觉到这一现象的新闻价值后，我跑了几个地方，抓拍了一组《美女挂历遇冷》的专题。其间，我在北京朝阳门附近街头守候很久，抓拍到老者骑车经过时瞥一眼美女挂历的镜头。那些照片反映了当年文化娱乐生活的变化，至今还时常被网络转发。

　　还有一次，得知北京要放开粮油价格、取消粮票的消息后，我早早来到家附近的粮店采访，抓拍下店员整理、注销粮票的场景。后来发出的那张《北京人告别粮票》，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影像见证。

　　1992 年，我去北京虎坊桥采访大型降价商品展销会。展厅多，面积大，昏暗的展厅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这么乱怎么拍？”我随意在场内拍了几张走出展厅，出门看见门口树上笼子里有只鹦鹉，瞪眼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哈，有主意啦！我把焦点对准鹦鹉，以人群为背景，用大光圈虚化背景，用一动一静的对比方式表现展销会热闹的场景。

　　照片送到编辑部，领导一看就生气地问：“你拍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表现……”我当时想解释又说不清楚。领导说：“展销会可拍的东西那么多，你回去想想该怎么拍！”

　　稿件被“枪毙”，“这照片怎么不行？”心里闷闷不乐。我赶回展销会，认真在展厅里观察一番，发现市民抢购商品的画面挺热闹。于是挤进人群，绕到柜台后面抓拍到人们争相抢购的场景。再次回到编辑部，领导看了照片点点头。《降价商品展销会》的照片发出后，被《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大幅刊用，成为经济改革时代有代表性的新闻摄影作品。

　　事后我想，照片被“枪毙”也是件好事。要感谢那位领导，要不是人家“枪毙”了鹦鹉的照片，如果按照我原来那种思路拍摄下去，面对丰富的新闻现场，不关注摄影的新闻和社会意义，单纯从主观感受出发，只拍些孤芳自赏的东西，便会失去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和瞬间。

　　记者的经历中总有一些事让人难忘，逝世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件大事。1997 年 2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骑车路过建国门桥下报摊，发现报纸上有画着黑框的照片，过去一看，竟然是逝世的消息。我赶紧从摄影包里拿出相机，拍下过路人购买报纸的场景。随后，我又赶到宣武门附近的新华书店，拍摄人们争相购买印刷图片的场景。

　　2 月 25 日，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事去现场拍摄，我骑车赶奔广场。广场实行临时管制，不少游客和市民聚集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为了眺望大会堂，一些人索性爬到树上和栅栏上观看。我按动快门，记录下这些现在难得一见的场景。

　　现场人多，却秩序井然。人群中弥漫着一种伤感的气氛。我挤到了前面抓拍镜头，记录下这些场面：有人手里拿着白花，臂上戴着黑纱；两位男青年手举着写有“人民永远怀念您”的小纸板，表情凄然；一位来自贵州的女大学生手拿白花，眼含泪水捧着收音机聆听追悼会的实况转播；旁边年逾七旬的老太太举着像，不时地抹着眼泪。

　　拍摄时，要尽量带上有价值的背景，比如博物馆和周围的环境。为此，我站上交通隔离礅，从高角度拍摄到广场降半旗、大批民众关注追悼会的情景。后来认识到，这种大场景照片能够更多地还原现场、提供更丰富的影像信息。

　　2 月 24 日，遗体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当时，北京长安街两边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市民。人们表情凝重，有人打起“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

　　根据分工，我随身携带两台相机和长短镜头，与同事早早来到西长安街沿线永定路附近，拍摄灵车经过和民众送别的场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送行的民众越聚越多。突然人群中出现骚动，我用长镜头向远处一望，一串长长的车队从东边缓缓驶来，忽明忽暗的车灯，像大海上静静行驶的船。“来了！”随着喊声，人们的目光立刻转向东方。此刻，我忙着变换角度，抓拍驶来的灵车和民众的反应。当时现场人很多，容易遮挡视线。为了把民众和灵车拍到一起，我选择站在马路边稍高的地方，踮着脚尖拍。

　　灵车渐渐驶到眼前，车身上披挂的黑纱和白花清晰可见。当灵车经过眼前时，我随着灵车快速移动拍摄。正忙着拍照，猛然间发现右前方的人群中跑出一位中年人，他跟着灵车往前跑了几步，“扑通”跪倒在路边哭喊着：“邓大人，我给您老人家磕头！”我下意识地追着他按下了快门。

　　1997 年香港回归是举国欢庆的大喜事。作为摄影人，总希望用手中的相机为回归做点儿实事。1996 年的一天，老同学、《中华英才》总编辑朱军突然打电线》登上《人民摄影》报头版，并且还获得《人民摄影》报1996 年优秀摄影作品奖大奖。

　　1995 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在北京闭幕。预委会委员李嘉诚、周南、（从左至右）在闭幕晚宴

　　“自己没投稿，怎会获大奖？” 一打听才知道，1995 年底，我把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闭幕时抓拍的照片投给《摄影世界》杂志主办的亚洲风采摄影赛，获得了入选奖。当时的评委、《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很欣赏这张照片，专门从照片堆里拣出来推荐给《人民摄影》报头版的摄影比赛，结果拿了大奖。

　　回想《面向 97》的拍摄和发表经历，获奖是幸运的，而为了拍这张照片我也用了一番苦心。那时随着香港回归临近，中英谈判进入艰难时期，回归能否顺利进行，引发世界关注。那年年底，我临时接到任务去拍摄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闭幕。闭幕晚宴算是一场轻松的活动。当天出席晚宴的有周南、鲁平、、李嘉诚等重量级人物。委员们频频举杯敬酒，气氛热烈。晚宴时还专门在宴会厅安排了文艺演出。对于平时经常拍演出的我来说，这次是来抓新闻的，对那些兴趣不大。

　　我先拍了些委员们观看演出的照片，感觉挺平淡。“如果能把委员和演员拍到一起，可能有点儿意思。”观察现场后，我悄悄退到演员的背后，用长镜头聚焦场上的变化。此时，小演员表演的武术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我注意到，坐在前排中间位置的周南、、李嘉诚等人物的坐姿和神态十分特别。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手扶在椅子背上，神情专注地观看孩子们的演出。

　　“怎么这副表情？”我心里暗想。原本是个轻松的时刻，他们微微泛红的脸上偶尔带着微笑，可神情中又多了几分疲惫。其实，预委会闭幕后，刚松口气的委员们即将投入紧张的筹委会工作。刚刚卸掉一副重担，又要担负起更重的责任，他们能轻松吗？此时此刻，晚宴看似平常，却也有不同之处。

　　凭着直觉，我快速调整拍摄位置，移动到委员们的正对面，然后跪在地上，用长镜头、大光圈，采用闪光灯反射的方式，看准时机连续记录下特殊的环境氛围中三位特定人物颇有意味的表情和动作。

　　当天晚上，我赶回单位，把照片交给编辑。第二天整理样片时，感觉那三位委员回头看演出的照片越看越有意思，后来请资深摄影记者刘宇观看指正。他仔细看过照片，觉得画面耐人寻味，建议给摄影比赛投稿。商量后，我们给照片想了个富有寓意的题目《面向 97》。虽然有些文学色彩，但也比较符合表现的内容和主题。

　　照片刊出和获奖后，受到摄影圈朋友的好评。大家觉得，照片的瞬间十分难得，抓住特殊环境中特殊人物典型的表情动作半岛官网，生动地诠释了面向回归时人们复杂而多元的感情和心理，是香港回归艰难历程的真实写照。

　　担任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免不了要聚焦突发灾难。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 8级强烈地震，灾区满目疮痍，遇难 69000 多人，受伤和失踪近 40 万人。地震发生后，互联网上很快出现了网友和记者拍摄的灾难照片。那些天，我每天守在电脑前仔细观看灾区的照片：废墟中呼唤救援的女孩，遇难孩子的手中还握着笔，战士们奋力抢救伤员……一张张感人的图片，饱含着情感，让人仿佛置身于现场。

　　5 月中旬，我临时接到任务，乘飞机赶赴重庆采访领导同志考察灾区。抵达后，我们随即赶到受灾严重的梁平县文化镇。地震造成文化镇中心小学多栋楼房垮塌，5 名孩子死亡，多人受伤。来到学校留下的废墟上，降下一半高度的国旗在风中飘动，炽烈的阳光下，废墟瓦砾闪着刺眼的光。拍照时听人们议论，附近的建筑基本完好，为什么偏偏学校的楼倒了？

　　我来到重庆有关医院采访从四川转运来的伤员时，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男子讲述了他的遭遇。地震时他乘坐的火车翻了，他一条腿被压在车下。十几个小时过去，伤口开始化脓。为了活命，他逼着妻子找来工具把伤腿割掉，这才保住了生命。“我想活着！”我将镜头对着眼含泪水的男子时，自己的手都有些颤抖。

　　临近傍晚，从四川绵阳开来的运送伤员的火车驶入重庆车站。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抬着担架把伤员紧急送上救护车。为了抢时间，有的伤员直接从车窗被送了出来。现场人多，我尽力寻找空隙，快速抓拍救援的场景。

　　地震发生后，很遗憾我没有第一时间去采访，佩服自己的同事在灾区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作为时政记者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首先要做好日常摄影报道。多次请战后，我终于得到去灾区采访的机会。6 月初，我们赶赴汶川地震灾区，采访领导考察唐家山堰塞湖受灾情况。地震使唐家山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湖水一旦决堤，将威胁附近上百万人的安全。

　　抵达绵阳后，我们直接登上军用直升机飞往堰塞湖。“别动，危险！”当我在直升机上拍摄时，旁边人提醒道。此后我只得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移动身体，轻轻举起相机拍照。飞行了十多分钟，我从舷窗上向下望，阳光反射强烈，根本看不清楚，依稀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有一片山谷，山谷里蜿蜒曲折地横卧着一条闪光的“河流”。情急之下，我举起相机对着那片“河流”一通猛拍。

　　“那是地震摧毁的北川县城！”旁边人提醒我。查看数码照片发现，废墟中的北川清晰可见，到处是倒塌的房屋，惨状让人心酸。当时真没想到能从飞机上俯拍到受灾最重的北川县城，留下宝贵的影像。

　　不久，直升机降落在崇山之间的堰塞坝上。坝上风很大，山上不时有碎石滚落。通往堰塞湖的山坡上满是碎石泥块，崎岖不平，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我们摄影记者经常要走在前面，一边爬坡赶路，一边随时抓拍镜头。当时我把两台相机都挎在脖子上，既便于拍摄，也能保护器材的安全。

　　登上堰塞湖导流渠旁边的山坡，领导同志现场查看堰塞湖水位和地质灾情变化，和有关人员研究抢险方案；我忙着寻找角度抓拍，以人物为聚焦中心，尽量带上周围的群山等环境背景。站在导流渠的斜坡拍摄时，一不留心，我差点儿滑下去，幸好被工作人员及时拉住。

　　考察结束后，大家小心地往山下走，靠近直升机时，螺旋桨产生的巨大风力吹得尘土飞扬。见此情景，我连忙向前快跑几步蹲了下来，用长镜头、稍大光圈对准躬身前行的领导同志连续按动快门……后来得知，那张照片还被网友评为灾区感人的瞬间之一。面对灾难，自己做不了什么大贡献，只能尽力去抓取真实感人的瞬间，希望照片发表后对抗震救灾起到些鼓舞作用。

　　2010 年春天，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我先后两次奔赴灾区，采访拍摄领导同志考察慰问灾区。因为担负着特殊的采访任务，日程紧张，没时间去自由拍摄，只能在完成好工作的同时，抓紧机会拍摄一些反映灾区灾情、军民抗震救灾的画面，有些发稿，有些留作资料。

　　青海玉树地震刚发生不久，我第一次到灾区采访，刚下飞机就开始紧张的采访拍摄工作，没办法自由拍摄，所以只能在车上抓拍一些灾区房屋倒塌的场景。后来我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奔波抓拍，喘不过气，高原反应严重。有一次晚上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凌晨爬起来到外面上厕所，头晕目眩，差点儿栽倒在厕所里。这些年，

　　2008 年，四川，从军用直升飞机上俯瞰被地震摧毁的北川县城。相机是人的第三只眼，它有时比人的眼睛还敏锐。

　　我曾多次到过、青海、甘肃、新疆等高原地区采访，有些地方环境恶劣，高原缺氧，去之前要吃些预防高原反应的红景天，拍摄时节奏和动作还要放慢些，尽量减少跑动，看准时机再快速抓拍镜头。

　　采访的不少时间都是奔波在路上，所以我早就习惯了坐在车上隔着窗户抓拍。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时刻关注车外的景象，调整好相机设置，把快门调到几百分之一秒以上，运用连续追踪聚焦方式，对可能出现的场景有一定的预见性，发现有意思的画面立刻按动快门。用这种方式，我在车上抓拍到玉树灾区的一些镜头，比如战士和民众在清理废墟，车辆运送救灾物资，等等。当时，还发现前方有个藏族妇女一步一回头地走在废墟前，我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抓拍到这个意味深长的画面。

　　我第二次到玉树采访，灾区已开始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车子进入结古镇，我透过车窗聚焦一个个场景：骑摩托车的青年飞驶而过，人们在帐篷前打篮球，小贩们摆出摊点开始做生意。镜头中，灾区民众不再紧张，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车子快进城了，我发现不少受灾民众在路边清理倒塌的废墟，预感到可能有好镜头，连忙举起相机向窗外聚焦。恰在此时，倒塌的房屋前一个低头干活的男孩突然转过头来，向我们的车队张开双臂，似乎是在问候和致敬。我迅速地抓拍到这个让人难忘的瞬间。从照片上看，浑身是土的男孩有六七岁，脸蛋黑红，嘴唇紧闭，像一只待飞的高原小雄鹰，透出一股稚气和自信。

　　晚上，我把照片发回编辑部，并主动和编辑联系沟通，讲述拍摄经过和发稿的理由。稿件发出后被《新华每日电讯》报一版及多家媒体采用。读者反馈说，废墟上孩子张开双臂的照片给人感动和力量。

　　回首过去，摄影伴我成长，也伴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 30 年。岁月如梭，影像留痕，30 年的风雨已经化作无数张大大小小的图片，镶刻在青春的记忆中。

　　本文摘自《摄影实战手记——一个记者30年的记录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内容有删改。《纵横》杂志于2021年第3期“纵横视点”栏目刊发，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资深媒体人，图片由作者提供。